永忆江湖

坚持中国特色

  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特色。以医疗业为例，国外针对这种高风险行业，除加大财政投入外，给予医护人员高薪，高报酬似乎是通用的做法。但我们国家另有一功。是，采取古训：“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筋骨，劳其体肤……”由于事关乎人民的生命和健康，即所谓“降大任”，按照法则，应“苦医护人员之筋骨，劳医护人员之体肤”！所以给予医护人员低薪，低报酬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啦。不仅如此，工作环境也要体现“苦其……劳其……”的原则：医生的交班室麽……把废弃的电梯间改装一下就行了！每位医生有自己的办公桌（不是办公室）？这怎么行！医生们都要躲在办公室里，不去病房巡视啦。最多给主任配一个，住院医师是绝对没有的。主治么……稍微给几个，不可能每个主治医师都有！桶装饮用水？当然没有。茶炉间不是有热水供应吗？自己去倒。夏天怎么办？也可以喝呀！夏天喝热水还有利于发汗。医生们都懂这个道理！电脑呢？也没有！能上网的才叫电脑（computer）。我们有不联网的，所以叫计算机（calculator）。顺便也不提供打印，扫描等服务。电话呢？要有的。否则找人干活不方便。不过不能外拨，只能内部分机之间用。冰箱，微波炉，意式咖啡机呢？你睡醒了吗？这里不是宾馆。也没地儿放。再说了，咖啡这档次的东西是医生能享用的吗？有人也许会问：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了，在国际大都市上海，居然有不提供电脑，电话，饮用水的办公室？孤陋寡闻了吧！（不过，不要因此小看我们医院。我们可是堂堂三级甲等医院。今年正在向GDP16亿元的宏伟目标迈进）！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？嗯……书上说：要100年不变！

小记季羡林先生

  逝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，生于1911年8月6日，山东临清人。用过去的观念，名人总是“出生贫寒而少有大志”。季先生小时候，家里确实贫穷，其困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。比如靠拾别人收割之后掉在地上的麦穗，才能吃一点白面；又如无钱买盐，靠盐碱地上扫点土，加水煮成盐水…….在这种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环境里，读书自然成了奢望。幸而他有个叔叔在济南，曾因买过一张彩票中奖而有点钱，于是资助季先生到济南上学，后考入清华大学而出国留学，终成一代大家。纵观季老一生，有几点值得自己体会，简述如下：

  其一，做学问宜心静，远离尘嚣。季羡林先生年轻时留学德国，主修佛教研究。时恰逢爆发二战而交通中断，先生被困德国近十年，他由此继续学习梵文，巴利文，并进一步学习了吠陀和吐火罗文。彼时，全德国都在忙于战争，季先生在异国他乡无亲无故，可以心无旁骛地研究学问，最终成了研究古代东方语言的权威。文革期间，季先生被关牛棚，众人唯恐避之不及。他却集腋成裘，利用空闲译出印度长诗《罗摩衍那》。而到了晚年，季羡林先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务，社会活动剧减，凭借家住在北大校园内的便利，兼之曾身居高位，得以自由出入北大图书馆善本部，他收集了众多资料而完成了著作《糖史》。在个人生命的青，中，老三个阶段，季羡林先生都有学术高峰出现，而环境因素，心理因素皆在于一个“静”字。正所谓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。

  其二，季羡林先生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。他曾说，不能因为和鲁迅有过争论而否定梁实秋先生。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。他认为，即使是马克思的思想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。他甚至说，也应该有不信仰马列主义的自由。他在回忆录中，既不隐瞒自己“寒酸”的家世，也不故作姿态，借“贫寒”来抬高自己。更不讳言当初从国外归来，受聘于北大东语系主任，曾为丰厚的薪金而沾沾自喜。晚年，他坚辞“国学大师”，“学术权威”等头衔，把自己从事的专业，做学问的体会婉婉道来，既从事实出发，又不刻意显示“淡泊名利”，相较于当今学术界愈演愈烈的争名夺利，高下立判。

  其三，季羡林先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简朴，平易近人的作风。这件轶事广为流传：有位北大新生，来校报到。临时有事，想找个人看看行李。瞥见衣着朴素的季老路过，以为是工友，就叫他帮忙。季老一口答应。及至开学典礼，校长作报告，同学才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先生。此外，你可以经常在北大附近的露天小吃摊，看到季先生和“贩夫走卒”一起喝豆腐脑……总之，观季先生的行事，读季先生的文章，那种朴素，淡雅，低调的风格着实令人倾倒。

  季先生以98岁的高龄辞世，亦属长寿者，这是他应有的福分，我将永远怀念他！

女队冠军，男队第四

  上周末结束的百慕大杯（公开组）和威尼斯杯（女子组），是桥牌项目的世界杯，亦是牌迷心目中两年一次的盛会。可惜今年的比赛在巴西（圣保罗）举行，中国爱好者最痛恨的就是在南美洲的比赛：时差正好是11个小时，白天开始的比赛，这儿恰逢深夜！但是，作为资深的粉丝，又怎能袖手旁观？于是，一天三场直播，晚十点钟的那场必看，深夜一点半和四点钟的只能忍痛割爱了。不过，循环赛的最后两场，正值男队出线的关键之役，又遇第二天周末休息，便忍不住诱惑，硬生生地看了个通宵！付出代价虽大，但能和全世界牌友在一起欢度这个节日（这次BBO网站直播时，最多有一万八千多名观众），也觉得不虚此行。重在“参和”嘛。何况中国也算桥牌强国，这次成绩很棒（女队冠军，男队第四），俺们作为桥牌世界的一员，也觉得“与有荣焉”！用冯小刚电影语，就是：“倍儿有面子”。此次大出风头的是国家女队第一次夺冠。记得在我读大学时，她们就是世界一流强队了。但多年东征西讨，亚军拿了好几个，就是没登顶一次。去年奥林匹克赛（现在叫智力运动会），更是在决赛中以1imp负于英国队，雷得我们无语。其实，不夺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享受比赛就行。但国人历来有“金牌情结”，以为非如此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今年倒是如愿以偿：决赛中，一路领先干掉了美国队。不知道她们以后还会走多远。让我们两年后拭目以待！

少讲意义，多讲实际

  不经意间，我家附近马路边的垃圾筒，都已经过了改装，具有分类功能：即原先的“单筒”改建成并排而立的两个“双筒”，分别漆成黄，绿两色。用以回收“可吸收”垃圾和“不可吸收”垃圾。但何为“可吸收”，何为“不可吸收”？普通百姓大都茫然。每个垃圾筒外表面上倒是有很多字，仔细看时，都是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，并没有说明或举例什么是“可吸收”和“不可吸收”。比如吃剩下的肉骨头，似乎不易“吸收”，但有的地方却把它当肥料派用场；旧报纸，杂志，一经雨水很容易糊烂、“吸收”，但却含有油墨，到底该往哪个筒里仍，不是一目了然的…其实，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：只要在垃圾筒外表面做个简要说明，举几个常见垃圾的实例即可。而不要象现在那样，光写些“美化环境”，“保护地球”之类的空话。一般人都会支持环保，但重要的是媒体要宣传“该怎么做，如何去做”，而不是只宣传“这么做有什么意义”。类似的情况生活中并不少见。例如：这些天上海书展开幕，令人“心向往焉”。但上视的新闻节目只顾大谈书展的意义：什么“丰富群众的精神食粮”啦，什么“贯彻落实精神文明建设”啦，什么“为建国60周年献礼”啦…有关书展的具体情况却付厥如。比如大家很想知道这次书展一共举办几天？每天从早晨几点开始，几点关门？双休日延长吗？是否免费开放？如果要门票，大约多少钱一张？举办地附近有公交站点吗？有轨道交通经过吗？有停车位吗、停车方便吗？…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在新闻节目中只需两，三分钟就可作介绍，不是大大方便老百姓去书展吗……希望媒体宣传在这方面有所改进，大家期望焉。

我看日食

  22日虽然阴雨交替，使人未能尽窥日食之全貌，但上午九时四十分许，天空骤暗，宛如黑夜，大约五分钟后，复又天明。此等天文盛况，视之亦震撼人心，难以忘怀。我不由想起22年前看日食的往事。

  1987年，我尚在新疆读中学。预报九月二十三日有日食发生。学校为普及知识，引导学生对天文的热爱，特放假半天。上午九点，我赶到学校，操场上已经人声鼎沸。观察日食的工具也很简单，当时正是胶片相机的时代，所以找一张底片，从黑影多，曝光足的那部分看去就够了。不必（也没条件）用专门的望远镜。寝室的同学把墨汁涂在一片玻璃上，观察起来效果也很好。那次由于月亮离地球较远，不能完全遮住太阳，所以可以看到珍贵的日环食。好象是9点50分许，月亮完全进入地球太阳连线的正中间，阳光从月亮的四周射出，宛如给月球镀上一层金边。操场上一片欢呼。我有幸躬逢其盛。至今思之，其景犹历历在目。

  日食虽是天文现象，但人类仍然可以“为我所用”。古希腊学者泰勒斯，曾因利用预测日全食而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，传为佳话：事前他分别去见两军统帅，言及若不停止战争，上天将拿走太阳以示惩罚。双方都不信。但当战争再次爆发伊始，日全食突然发生，天地一片黑暗。两军士兵大惊，纷纷下跪以求上天饶恕。双方马上约定立即停止战争。果然不多久，太阳重现。

而日全食对我国历史的发展，更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！原来，中国古代的阴历，有着致命的缺陷：它把一天分为100刻（应该是96刻）。所以每每与实际发生偏差。时间越长，差别越明显。故各个朝代经常修正历法。这种荒谬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清初，西方传教士汤若望，南怀仁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。他们利用“西洋新法”，精确地预测了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（即1665年1月16日）的一次日全食。到了那天，日全食果然如期而至！这场测试，轰动九城，令朝野震惊。年轻的康熙皇帝由此了解到什么是科学精神。于是“依西洋新法”的“96刻历日”自康熙九年开始推行。中国自此确立了自成系统又合乎科学的农历。值得大书一笔。前些年，我们国家有个“夏商周断代纪年”工程。其中也利用到古书上对发生在商周时期的一次日全食的记载，再根据天文知识推算出这次日全食发生的年月，从而对商，周等各朝代进行精确纪年。

由此看来，天文知识如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，起源于人类的好奇心，而确实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。希望政府借此次“21世纪最伟大的日全食”之际，弘扬科学，推广科普知识，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素养。

老翁走了

  老翁是我们的一个血透病人。上月因脑出血去世了。在行医生涯中，总有一些病人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尤其是那些你认为没法救治，但治疗效果却出奇好的那部分人，老翁是其中之一。

  记得是五年前的一天，甫进病房，还没交班，床位医生就向我抱怨：我们组收了一个烂病人！果然，查房时发现这个姓翁的病人已经82岁高龄了，一年前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，现在又罹患尿毒症，血压高达200／110mmHg，身体因心脏功能衰竭而不能平躺，但又虚弱得无力坐起，只能斜靠在床栏杆上，身上还因大便失禁散发出阵阵臭气。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“烂”病人，我也不抱什么希望。但他几天前曾到第一人民医院就诊，那儿的医生也认为没救了，在市一急诊走廊里躺了两天后，他女儿心中不忍，把他送到我们这里做最后一把努力。我们不好再推脱了。就跟他女儿说清楚，反正是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，于是常规插管，开内瘘，做血透。并用些强心，降压的药物。老翁竟然逐渐好转，最后可以出院了。我们当时都认为是奇迹，谁知还有更好的消息。半年后，我轮转到血透室工作，立刻听到了老翁的“传奇”。原来，他作为当时医院年龄最大的维持性透析病人，竟然经常外出逛马路，不用人陪，有一次从海宁路附近出发，穿过外白渡桥，一路逛到南京路，再独自走回来。真是不可思议。     望着精神抖擞的老翁，我们希望他能够越活越好。但事与愿违，老翁因自我感觉良好。时常不记得按时服药，而且不控制饮食，每次透析间期体重增长过多，这些对预后造成不良影响。我们时常劝他，让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，但老头理解力有限，且脾气倔强，谁的话，包括他女儿的话也不听，甚至连血透也不想做下去。他最大的愿望是回福建老家。叶落归根是老年人固有的想法，我曾和他女儿讨论这种可能性，但他老家在福建山区，无法做血透，就算能做，也牵涉到医保费用。所以根本无计可施。老翁由于回老家的心愿一直得不到满足，加上年纪大了，口齿不清，又耳背，而且有些怪癖，比如不要男护士打针，每次做血透时总有些郁郁寡欢。唯独见到我，会笑着跟我打招呼。而我每次看到他，心里多少也有些成就感。

就这样，一直过了5年，老翁终于走了。我在遗憾之余，时常想：象当初老翁这种烂病人，到底要不要积极救治？以老翁的例子，回答当然是肯定的。但那只是个例。临床上多见的还是：许多老年病人，全身脏器都衰弱了，一旦罹患类似尿毒症之类的疾病，就算积极治疗，康复也没指望的，但一时半会又死不了。这样就占用和浪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，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没有好处。我觉得象这种牵涉到医学伦理学的，是做医生最难的地方。国外有些医生在做这种决定时，也常常到教堂去祷告……不管如何，老翁总算解脱了。在天国不用做血透了。他一定可以到福建老家去看看。

以世博的名义

前些天下班回家，经过小区门口，保安递给我一份文件。并要求签字，表示已领会了该文件的精神！啊！是什么好东东？仔细读后，原来是杨浦警方在本次“迎世博六百天”行动中，一举破获刑事案件xx起，抓获小偷盗贼xx人，整治道路交通xx条…….（以下省去250字）。总之，套用过去的行话，是“损失极小极小，战果很大很大”！看完后，心里颇有几分感慨。按理，警方经过努力取得成绩，应该高兴才对，何来牢骚？道理其实也很简单：警察破获案件，抓捕坏人是天经地义的（成功不成功是另外回事），这是他们的工作，和世博会召开与否无关。在没有世博，或者奥运会，两会之类的日子里，他们不也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吗？现在税收日趋增多，（我每月要交一千多元的税，也说明俺的收入不少。呵呵），各职能部门本着为纳税人负责的态度，也应相应地提高工作效率，不能让老百姓一直寄希望于“世博，让生活更美丽”！联想起我们医院也正在“迎世博xx天行动”中，希望院长能理直气壮地宣布：我们为病人服务的态度始终不变，不因世博而改变！

PS：对肾脏科医生来说，K/DOQI指南目前也没因世博而变化。